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面临危机，必须转型，这已经成为各界的普遍共识。而如何转型，则是一条仍在探索的艰难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找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自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自力更生”的封闭式经济重新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并凭借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亲商政府的大力推动，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迅速抓住世界特别是东亚产业转移的机会。短短20余年，无论是在美国、欧洲、拉美、非洲、中东，还是中亚，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各种“中国制造”就风靡全球。

　　然而，中国制造的繁荣一直建立在一个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产品主要集中于低端生产，掌握不了产业的制高点；对来自世界市场的原材料缺乏定价权；销售上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经济对外依存度畸高等。最近几年以来，大规模的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更是显现明显。随着土地和劳动力等各种成本的上升，利润微薄、以低端生产为主的中国制造正在失去原来价格取胜的比较优势，存在被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取代的危险；在高端产业方面，则面临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挤压。

　　中国制造面临危机，必须转型，这已经成为各界的普遍共识。而如何转型，则是一条仍在探索的艰难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并寻找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危机

　　经济界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浙江温州一位雇佣了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主，勉力经营，一年赚的利润不过100多万；而他的妻子在上海买了10套房子，8年后获利3000万。

　　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的金融套利行为严重，中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世界工厂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再由制成品外销支撑，而是由价格飞涨的房地产支撑。

　　中国制造业有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内部困境主要表现在，随着劳动力、土地、税收等各种成本的上升，以低端产品为主、利润空间有限的中国制造的收益越来越低。最近的数据是，2013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自2010年来连续第四年保持两位数工资增速。专家称，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下降，未来农民工工资将持续快速增长。这对主要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影响重大。

　　二战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一条颇为清晰的产业转移路线。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到台湾，到东南亚国家，再到中国大陆。随成本上升发生的产业转移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生产的典型模式。

　　可以发现，能够留住企业总部和研发、技术、营销、品牌等核心上游链条的日韩地区，在生产线很多转移出去后，经济社会仍能保持持续发展。而像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完全靠来料加工的地区，一旦生产成本上升，生产线被转移出去，便失去了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山寨”和低质仍然是中国制造给人的重要印象。

　　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承担了太多功能的社会来说，虽然上下都明知粗放式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但环境保护在中国一直是第二位的。最近一两年来，全国各地大面积雾霾频发，终于“倒逼”得对环境污染开始“动真格”。接下来一段时间，大批污染严重企业的关停和环保达标要求，势必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外部困境则主要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和低端产品制造转移至东南亚、拉美等地对中国制造造成的两面挤压，以及在“两头在外”模式下缺乏原料定价权和欧美国家的市场保护主义产生的影响。

　　美国正在进入页岩气的新时代，希望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者，同时，一场以新型制造业、合成生物学、机器人、3D打印、智能城市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在发生。目前来看，这对于仍处低端的中国制造业没有形成大的直接竞争，但明显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着中国往高端制造业升级的通路。

　　来自低端产业转移的影响目前对于中国制造更为明显。《南风窗》记者最近注意到，在北京的社区商场中，热销的美国H&M和日本优衣库等大众服装品牌的产品产地很多已标为孟加拉或柬部寨等东南亚国家。这些与中国地缘接近的国家作为新的成本洼地，正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制成品又大量回销中国。

　　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美国不再如以前一样致力于推动一个全球化的普遍市场，而是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区域性的经济体。正处于紧张谈判中的TPP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它被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在TPP的安排中，南美和东南亚是低端制成品的提供地。

　　在原材料和市场方面，“中国买什么什么贵”的局面和大量的反倾销案使得中国制造承受着更大的成本压力和不确定性。

　　这一切迫在眉睫的压力都要求中国制造必须作出调整。